李后強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）

　　在人類文明的認知圖景中，一個關于作物的“哥倫布神話”曾長期占據(jù)主導地位——1492年之后，美洲大陸才為舊世界帶來了玉米、馬鈴薯、辣椒以及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——煙草。這一敘事如此強大，以至于“煙草原產(chǎn)南美洲，明代傳入中國”幾乎成為歷史常識。然而，當我們拂去時光的塵埃，以一種更為前沿、更具包容性的“量子思維”來審視歷史——即承認多重歷史軌跡可以并存、疊加，而非簡單的非此即彼——一幅遠比想象中更為復雜、壯闊的畫卷正緩緩展開。這幅畫卷的主角，是一種名為“黃花煙草”的植物，而它的故鄉(xiāng)，很可能就在世界的東方，在中國。

　　一、以“量子思維”打破煙草起源的單一敘事，推進范式革命

　　傳統(tǒng)的史學觀常常陷入一種“經(jīng)典決定論”的窠臼，即認為一個作物的起源只有一個中心，其傳播是線性的、替代性的。在這種思維下，源自美洲的紅花煙草的全球性成功，便輕易遮蔽了其他地區(qū)存在本土煙草的可能性。然而，量子力學啟示我們，微觀粒子可以同時處于多種狀態(tài)的“疊加”之中，直到被觀測才“坍縮”為某種確定狀態(tài)。將這一思維范式應用于歷史研究，我們便可以欣然接受這樣一個“疊加態(tài)”——煙草的起源，完全可以是一個多中心、平行演化的過程。

　　從植物學上嚴格定義，煙草是茄科煙草屬植物的統(tǒng)稱。該屬下有超過64個物種，其中最具經(jīng)濟價值的兩個栽培種便是紅花煙草和黃花煙草。它們是不同的物種，擁有獨立的遺傳背景和演化路徑。紅花煙草原產(chǎn)南美，喜溫暖，是全球卷煙工業(yè)的絕對主力；而黃花煙草則耐寒性強，其遺傳學和分布證據(jù)強烈指向其源生于喜馬拉雅山脈周邊及中國西南部的高海拔地區(qū)。

　　因此，爭論的焦點不應是“煙草是否只源于美洲”，而應是“我們?nèi)绾味x煙草”。若將“煙草”狹隘地等同于“紅花煙草”，那便是以偏概全。如果我們采用一個更本質(zhì)的功能性定義——即任何含有足量尼古丁（煙堿，C??H??N?），能通過燃吸或咀嚼對人產(chǎn)生顯著生理效應的植物——那么，尼古丁含量高達4%-10%（遠超紅花煙草的1%-3%）的黃花煙草，無疑是“煙草”家族中更為濃烈、更具“原教旨”意味的一員。承認黃花煙草的獨立地位，就是承認了作物起源的多元性，完成了一次認知上的“量子躍遷”。

　　二、濛溪河遺址考古發(fā)現(xiàn)改寫史前史，奠定萬年基石

　　如果說“量子思維”為我們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，那么近年來一項石破天驚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則為“黃花煙草中國起源說”提供了近乎顛覆性的實物證據(jù)。這便是入選“中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”的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。

　　該遺址的震撼之處在于其前所未有的古遠年代（距今約6萬至8萬年）和驚人的保存狀態(tài)。在出土的幾萬種植物遺存中，數(shù)萬顆種子和果實甚至未及炭化，仍保留著原始色澤。截至2024年，已鑒定出包括茄科（Solanaceae） 在內(nèi)的30余科植物。發(fā)現(xiàn)了花椒、接骨草等大量藥用植物。這一發(fā)現(xiàn)的意義怎么強調(diào)都不為過。

　　1. 時間上的絕對優(yōu)勢。將人類與茄科植物的互動史，從農(nóng)業(yè)革命時代一舉推至舊石器時代中晚期。這意味著在智人尚未遍布全球時，東亞的遠古人類已經(jīng)開始系統(tǒng)性地接觸和利用包括茄科在內(nèi)的豐富植物資源。

　　2. 地理上的核心指向。遺址位于四川盆地，這一地區(qū)地形復雜，氣候多樣，是著名的生物避難所和物種演化熱點，具備孕育獨特物種的絕佳條件。將黃花煙草的可能發(fā)源地指向四川盆地，具有堅實的生物地理學依據(jù)。

　　3. 證據(jù)鏈的起點。雖然遺址中的茄科遺存目前尚未能直接鑒定到“煙草屬”，但這恰恰為未來的研究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間和探索方向。它如同一個強大的引力中心，使得后世所有關于中國本土煙草的文獻記載，都找到了一個可以追溯的、深不可測的史前源頭。它告訴我們，煙草在中國的故事，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悠久。

　　三、從三國藥草到元代習俗的千年傳承，編織文獻鏈環(huán)

　　有了濛溪河遺址奠定的萬年基石，我們再審視歷史文獻中的記載，便不再是孤立的、可疑的傳聞，而是一條清晰連貫、有跡可循的傳承鏈。

　　1.漢晉時期的藥用開端。三國時期，諸葛亮南征遭遇瘴氣，士兵依靠當?shù)赝林峁┑?ldquo;韭葉云香草”燃燒吸煙霧以驅(qū)瘴毒。這一記載歷來被視作傳說，但若與黃花煙草耐寒、喜高海拔、尼古丁含量高（有殺蟲、解毒藥理作用）的特性相對照，其可信度大增。這并非神話，而是對黃花煙草早期藥用價值的忠實記錄。

　　2.唐宋時期的民俗化。唐代詩人劉禹錫描繪湘西少數(shù)民族“馬鞭煙袋細細通”的吸煙場景，詩句生動傳神，表明至遲在唐代，吸食煙草（很可能是黃花煙草）已不僅是一種醫(yī)療行為，更是一種成熟的生活習俗和情感交流方式，深深融入地方文化肌理。

　　3. 元明時期的官方與本草記載。《云南志略》由元代官員李京于大德年間（1303-1304年）編撰，全書共四卷，記載：金齒百夷（即今天云南德宏傣族、景頗族）有“嚼煙草的習俗和嗜好”。明人蘭茂《滇南本草》第二卷載有“野煙”，曰：“一名煙草、小煙草。味辛、麻，性溫。有大毒。治若毒療瘡，癰搭背，無名腫毒，一切熱毒惡瘡；或吃牛、馬、驢、騾死肉中此惡毒，惟用此藥可救……”。煙草有大毒”的藥性及治療瘡癰毒腫的功效，并將其正式納入中醫(yī)藥體系。這表明，最晚到此時，中國本土的黃花煙草已經(jīng)完成了從民間知識到官方藥學記錄的升華。

　　更為有趣的是，1939年12月20日出版的《張建通訊》半月刊稱：“中國之有煙葉栽種，早在漢朝以前。到了漢時，已設吏專管征稅。”

　　這些文獻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，與濛溪河遺址的史前證據(jù)首尾呼應，共同構建了一條從距今數(shù)萬年的植物利用，到兩千年前的藥草實踐，再到一千年前的生活習俗，直至數(shù)百年前的本草定論的、完整且自洽的演化序列。中國本土應該產(chǎn)有煙草，只是與外來煙草種類不同，效力亦有不同，在民間是作為中藥。因此，有了中醫(yī)就應該有了煙草。

　　四、黃花煙草與紅花煙草的文明對話，遇見平行之路

　　黃花煙草在中國的命運，與紅花煙草在全球的擴張，形成了一組意味深長的文明對話。紅花煙草憑借其相對溫和的口感、更高的產(chǎn)量和更強的適應性，在哥倫布大交換后迅速被全球市場接納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商品，其故事是一部全球化的經(jīng)濟史。而黃花煙草，則走上了一條更為“內(nèi)斂”的路徑。它因其強烈的刺激性和藥用價值，更深地嵌入到中國本土的醫(yī)學體系（中藥）和區(qū)域文化之中（如西北的“莫合煙”、東北的“關東煙”）。它更像一個地域性的文化符號，其演化史是一部社會史和醫(yī)藥史。

　　這種差異并非優(yōu)劣之分，而是文明與物種在不同環(huán)境下互動的自然結果。它雄辯地證明，作物的傳播與利用，從來不是單一的“先進”替代“落后”，而是多元文明基于自身需求，對自然資源進行選擇、改造和融合的復雜過程。

　　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如同一道劃破歷史夜空的閃電，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更為深邃、宏大的史前世界。當我們將這萬年的實物證據(jù)，與后世千年的文獻記載相結合，并以“量子思維”的范式加以解讀，“黃花煙草原生于中國”的假說便不再是一種民族情感上的執(zhí)念，而是一個具有堅實科學基礎和嚴密邏輯推導的、極有可能的歷史真相。

　　這個故事的意義，遠超一株植物的起源之爭。它是對“單一中心論”歷史觀的徹底揚棄，是對人類文明多樣性、適應性以及平行演化能力的禮贊。它告訴我們，在廣袤的歐亞大陸東端，中華文明的先民們同樣獨立地發(fā)現(xiàn)、馴化并創(chuàng)造性地利用了屬于自己的“神靈之草”，譜寫了一部與美洲文明交相輝映的萬年史詩。

　　從此，煙草的全球史，不再是紅花煙草一枝獨秀的獨角戲，而是黃花煙草與紅花煙草東西并立、平行演化的二重奏。接受并理解這種“疊加態(tài)”的歷史，正是我們走向一個更包容、更復雜、也更真實的未來的開始。

　　五、蘇東坡與黃花煙草的可能因緣，試看煙霞瘴癘間的智者

　　我們告別煙草起源唯一論，迎接世界文明起源的“量子時代”，再看煙霞瘴癘間的智者。

　　在中國文學史的星空中，蘇東坡無疑是一顆璀璨奪目、性情通脫的恒星。他的詩文飲食、生平軼事，早已成為后世津津樂道的談資。然而，有一個頗為“現(xiàn)代”的疑問卻少有人觸及——這位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文豪，有無可能接觸過煙草？若以嚴謹而又開放的視角推測，答案或許是肯定的——他極有可能在人生困頓的流放歲月中，吸食過中國本土原產(chǎn)的“黃花煙草”，那種被稱為“葉子煙”的古老植物。

　　要解開這個謎題，首先需打破一個固有認知，即煙草是明代才自美洲傳入的舶來品。植物學研究表明，煙草是一個大家族。我們今天普遍接觸的卷煙，其主要原料是“紅花煙草”。但在它之外，還存在一個耐寒、尼古丁含量更高（可達4%-10%）的古老物種——“黃花煙草”。它原產(chǎn)于喜馬拉雅山脈及其周邊區(qū)域，包括中國西南特別是四川盆地等地，在中國有悠久的本土利用史，常作藥用，俗稱“土煙”或“葉子煙”。

　　蘇東坡一生宦海浮沉，尤其是晚年接連被貶至惠州（今廣東惠州），乃至更為偏遠、瘴癘橫生的儋州（今海南儋州），這些地區(qū)正是歷史上瘴氣彌漫、蚊蟲肆虐之地。史料記載，蘇軾在南方時，常需應對“瘴毒”侵體之苦。而黃花煙草在當?shù)孛耖g，正有被燃燒后以其煙霧“驅(qū)瘴避疫”的古老傳統(tǒng)。對于精通醫(yī)理且善于從民間汲取生活智慧的蘇東坡而言，采用這種當?shù)亓鱾鞯?ldquo;土方”來緩解病痛、驅(qū)散濕瘴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推測。那辛辣濃烈的“葉子煙”霧，或許曾在他困頓潦倒之時，帶來片刻的慰藉與提振。

　　更為有趣的線索，藏于他的一首詩中。《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·其一》寫道：“但有尊中若下，何須墓上征西。聞道烏衣巷口，而今煙草萋迷。”后世注家多將“煙草萋迷”解釋為“如煙般的蔓草”，描繪一片荒涼朦朧的景象。然而，若以字面本意直解，“煙草”一詞完全可能兼具實指。試想，在祭祀先賢的廟宇祠堂之中，所焚燒的“香燭”，其成分是否可能摻有這類具有特殊氣味的本土植物？其煙霧繚繞，與荒草萋迷的景象融合，共同構成了那種虛實相生的蒼茫意境。蘇東坡筆下“煙草”一詞，或許正是這種現(xiàn)實觀察與詩意想象的精妙結合，為后人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伏筆。

　　當然，必須承認，目前并無任何確鑿的考古實物或文獻能直接證明蘇東坡曾吸煙。但歷史的魅力往往在于那些合理的想象空間。蘇東坡是一個極其熱愛生活、善于在苦難中尋找樂趣的真性情之人。他能發(fā)明東坡肉，也能笑對“日啖荔枝三百顆”的調(diào)侃。那么，在蠻荒之地，嘗試一種當?shù)靥赜械摹⒛芴嵘裥涯X或驅(qū)避瘴氣的“葉子煙”，對于他而言，并非難以想象之事。這并非要將他描繪成一個“老煙槍”，而是試圖還原一個更立體、更接地氣的文人形象——他不僅飲酒品茗，也可能在人生的至暗時刻，于煙霧繚繞中，進行哲思與創(chuàng)作。

　　我們認為，盡管“蘇東坡吸煙”只是一個基于史料與植物學知識的合理推測，但這一視角卻為我們理解這位文化巨人打開了另一扇窗。它讓我們看到，蘇東坡的豁達與堅韌，不僅體現(xiàn)在他的詩文書畫里，也可能融入了他與腳下這片土地最樸素的互動之中——包括那可能曾陪伴他度過南國瘴癘歲月的一縷來自中國大地的、古老的黃花煙云。這縷煙云，與他的詩詞歌賦一樣，都是其生命力量在與命運抗爭中，所迸發(fā)出的獨特火花。

　　（李后強2025年11月7日在四川中煙“寬窄”創(chuàng)牌十周年暨新品發(fā)布會上的主旨演講摘要）